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

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

1978年以来,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。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,到江ZE
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、国企改革,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。伴随着改革的发展,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,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。

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,这就是:国有企业不放弃、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,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。

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,要想继续改革,必须触动国有企业、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,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。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,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,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,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,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。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,哪怕问题再多,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,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,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。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,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,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。

有人认为,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,也称为三大基础。从马克思开始,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,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。但真的是这样吗?

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,我们却会发现:其实,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,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。实际上,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、公有土地制度、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,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,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,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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